毕竟是人命关天，到济初审，被告处于劣势。先有徐正文过堂，上堂来，主审大人不问不审，咆哮一声，衙役们就用绳索将徐正文的两个拇指紧紧勒住，高高吊起，先打个死去活来。徐名臣忧心如焚，但他想到，原告燕方实际是五人丧命，又从河中捞来两具无名尸体，状告“七条人命，四十八抬重伤”。他即抓住这一破绽，除用大量银两媾和官吏们外，在辩词中道：“致死人命者有之，借尸告状者有之，燕氏之词虚也。此乃诬告，此乃欺官。”原告借尸两具，以假乱真，致使燕方顶案人燕文炳遭受酷刑──“走鏊子”。即把九盘铁鏊子烧红，一字排开。主审大人吼道：“燕文炳，你今天就是个生铁蛋子，我也要把你熔化掉” ！随令燕文炳赤脚走过。文炳当年十八岁，血气方刚，毫无惧色，蔑视道：“青天大老爷，要化掉我这个生铁蛋子，恐怕您要多准备几斤木炭才行”！随后逐步走来，即时脚下皮肉受煎后吱吱作响，焦臭难闻。他行至半途，神志恍惚，蹲下身在地上乱摸。大人大声喝问：“燕文炳，你干什么？”官吏的吼声反而使燕文炳从朦胧中醒来。他从容答道：“我临来时吃的是韭菜包子，找根草剔牙呗！”说完后又站起来，把鏊子走完，并回过头来又重走了一遍。至今，在码头、“五燕”一带仍传其绰号曰“生铁蛋子燕文炳”。
燕文炳受刑后，原告虽花费不少银两，但未能阻止双方形势的逆转，于当年冬天宣判结案：淄河判给“五燕”，双方伤亡各自处置。徐方对此喜出望外，名臣更是掉以轻心，高枕无忧。在道光二十五年（1845年）夏，兴师动众为徐氏修谱缮祠，名臣亲自撰写家祠碑文。他的曾孙徐洛书在修谱事竣后曰：“（名臣）于道光十八年因河口斗殴被累者，数月犹生还也。”
但是结案的消息传到“五燕”后，群情激昂，怨声载道。因此，又组织人力物力，进京告状，一、二次皆无结果。第三次进京后，先高价聘一孙姓刀笔先生，写好状纸，由燕文炳舍命递御状。燕文炳行至午门外，正遇一史大人外出，他便跪倒在地，拦轿喊冤，被随从们当即踢昏于路旁。半天过后，文炳苏醒，史大人回朝，文炳再次拦轿。下人禀报后，将文炳押到史府。次日，史大人看过状纸，问明情由，决定受理此案。遂将济南的有关卷宗全部调京，查理后，又经皇帝御批，于道光二十八年（1848年）七月二十一，回济复审。“复审”即是翻案。当时央上庄不少人主张进京申辩，徐名臣叹曰：“晚矣！”
原告虽有五条人命，但被告辩词入骨三分，又有贪官污吏从中敲诈，胜负一时难分。可是，徐名臣纵然唇枪舌剑，也难以驳倒御批。郁愤之下，于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年）五月二十九病故于济。乙卯科举人梁士鹤撰碑文曰：“（名臣）先生生于乾隆五十三年九月初三，以阖族大狱被人以主谋妄控，事几白，竟以疾终于省寓（前府工房东小斋），寿六十有二”。名臣病故不久，“淄河案”最终定局。判被告“斩、绞、军、留”四刑。即斩一、绞一、军一、留二（留监）。徐正文因气息奄奄而赦回（又活五十年后病故）。自此，淄河在大马头村向北，流经“五燕”，蜿蜒入济水（小清河）。
“淄河案”的影响，持续百年。央上和“五燕”新婚的妇女，相互接送都在村外半途中，亲戚相见不相呼。后百余年中也互不婚配。在央上为此案受难者的家属，受到特殊优待。每逢秋麦，在推运庄稼的车辆中，他们看中那一车，只需说声“要”，人们便立即给他们送到家中；在“五燕”，为燕文炳树立了高大的石碑；在“关东”广饶人居多的地方，也编演了京剧《燕徐斗》。
“淄河案”在马头、“五燕”一带，家喻户晓，但过去撰修的乐安（广饶）、寿光县志上，却予回避，不事录之，建国后撰修的广饶县志略有记载。加之，此案的不少原始资料，在“文革”中毁于一旦，幸有人曾多次翻阅过，其主要过程记忆犹新。在燕、徐二氏族谱中也有零星记载，几篇碑文、遗文尚存完整。因此，笔者经多方走访考证，去伪存真，遂以轶事记之。

选自《百胜文选》略有改动
注：徐百胜，籍贯央上一村，中学高级教师。现已退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