抗战胜利后，1946年一开春，朱静芳带领二十几名青年在江心洲创办了义务小学五所，她自己担任校长。同时，还组织了成人班、妇女班，利用晚上空闲时间上课，受到民众的欢迎。但是反动组织“三青团”以他们是“赤化教育”“有共产党嫌疑”为借口，强迫他们三日之内离开江心洲，并当晚就派特务守住了大门口，五所小学全部被劫收。七月，朱静芳以《好学生立足不易，好教师更难生存》为题，投稿到《文汇报》，愤怒斥责反动派的行径。九月，著名的民主战士李公朴、闻一多惨遭荼毒的消息一传出，她义愤填膺：欲求真理必须争，哪惜头颅一掷轻！遍野哀鸿君虽逝，苍天拭目会公平。
       转年的2月，在关堃后的家中，经章伯钧、韩卓仔两位的介绍，朱静芳加入了“农工民主党”。同时填表的还有关堃后和刘树萱夫妇。他们几乎每星期都聚会在一起，研究发展工作的各项事宜，听取时局进展的消息，活动开展得机密而有朝气。为进一步揭露反动派的丑恶面目及黑暗统治，拟筹办“公论通讯社”。月底，关堃后专程去上海与章伯钧先生面议并受到“孙夫人”宋庆龄的会见，宋庆龄听了他介绍的情况，  高兴地说：“上海有个史大姐（指史良），南京有个朱二姐，好嘛！——以后我到南京时见见。”朱静芳把自己的身心完全投入到民主革命之中。
        5月1日，朱静芳与在上海龙华机场当总务课长的燕非平结婚，并介绍他加入了农工民主党，夫妻两人共同投身同反动派的斗争。一个月后，随着反动派一次次更疯狂的大搜捕，迫害并暗杀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的事件时有发生，南京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。
       1948年冬天的一个傍晚，燕非平意外地赶回家中，神色紧张地告诉朱静芳：经查实，关堃后在为“军统”工作！中共地下党要求尽可能地“策反”他。又担心万一关堃后“受惊”出了问题，全部组织受连累，因为这里整个组织的情况他是全部知道的······不行的话，就准备撤离。
       朱静芳沉思片刻，不同意撤离。记得6月份去关家交党费，见他家里的生活状况似有较大的好转，正巧关堃后不在家，便向他的妻子问道：“老关有工作了？”“在边声通讯社”刘树萱随口回答。“边声不是军统的吗？他在里边搞什么”朱静芳感到一阵惊异，紧紧地叮问着。“只是抄抄写写，唉！这还不全是为了大人孩子的生活······”说着她竟嘤嘤不止地哭起来。“明天上午我来，要关先生在家里等我！”朱静芳甩下一句话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       第二天，关堃后向朱静芳作了解释，还从身上掏出一张名片大小的纸片交给了朱静芳：“请你帮忙通知这两个人，三天之内一定要离开！”他说：“我这事伯老和韩老都知道的。上一次韩老要不是我送，就上不了火车······”
       关于这件事，她是从韩卓仔从上海的来信中知晓的：韩老离宁赴沪是关堃后陪坐小卧车才出了住所去了火车站。发现有特务跟踪，他怕韩老路上出意外，要他暂不要走，趁人们挤乱上车的那一阵，从另一车厢把他带出车站，并且雇了一辆三轮车把韩老送到了一个朋友家里住了一宿，······第二天晚上，才又把韩卓仔送上了火车。
       就在燕非平和朱静芳争执着如何开展对关堃后的“策反”工作并安排万一失败必须撤到广州而打点行装的时候，关堃后夫妇俩来到他们家，看着满处的衣物，关堃后露出一丝惊讶：“怎么，为什么要走呀？现在局势这样好，你们不能走。”“有人说，南京组织不纯！”燕非平看了他们夫妇一眼，只讲了一句，便什么也不说了。“如果是这个，”关堃后愣了一下，接着坦然地说：“我可以向上海同志说清楚的，不能影响大家”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（庄亚非整理）